类比2021年由茅到宁的调结构，26年结构上调整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了：一端是以黄金为代表“2021年茅指数”可能在形成历史大顶，另一端是科技+出海在产业趋势推动下“新宁组合”在崛起。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展开的核心框架——先谈"茅"也就是黄金为何可能见顶的分析，再谈"宁"也就是科技卖点的三阶段判断框架。
21年结构调整最明确的就是"由茅到宁"——由“茅指数”向“宁组合”时代的结构转变。我们在3月下旬下跌时比较清晰地指出：2026年类比2021年，见到历史大顶的资产是什么？谁是2021年的"茅指数"？我们较为清晰地指向了资源品中金融属性比较强的品种，尤其是黄金、白银——这些品种我们认为是2021年的"茅指数"，意味着在历史拉长的周期来看，可能正在逐渐见到大顶。
回顾看，2021年一句简单的话——"由茅到宁"。但如果真站在2021年二季度，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很难在2021年Q2就找到“茅指数”要下跌的证据。当时只能找到一些松动的证据：有一些白酒公司的批价提不上去了，免税公司的销售数据开始往下掉，外围开始进入加息预期。什么时候才真正找到下跌的证据？是在22年下半年。2022年下半年疫情放开后我们突然发现没有出现报复性消费，消费升级似乎没有延续19年疫情前的趋势。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茅指数”在21年春节后就见到了历史大顶，但整体机构减仓的起点是在22年Q4——疫情放开后大家发现不对劲，到那时才找到定价层面要崩的证据。随后在23年下半年开启大规模减仓。回过头来，站在2021年Q2的位置，事实上很难对"茅"进行断舍离的判断——后续发生了很多在2021年意想不到的事件，如22年疫情冲击、俄乌冲突等。对"宁"也有同样的问题：围绕宁德时代这批牛股，2021年Q2之前已涨过一大轮，非常多的牛股不止翻了一倍甚至两三倍，宁德时代也已破万亿。就像现在AI一样，非常多公司涨了一大轮，股价都在高位。你也会遇到问题：如何高位加仓？如何预判科技的顶部？所以，2021年Q2两个核心难题就是“如何对茅进行断舍离？”，同时“如何对宁进行高位加仓？”。
为什么在类比中把黄金作为2021年的“茅指数”？因为我们找到了它松动的证据。松动证据是从弱美元走向美元不弱。可以看到，过去10年油价与美元是正相关关系。如果认可这一关系，油价中枢上移必然对应美元中枢上移。作用逻辑有两类解释：一是通胀预期上行降低了降息次数及幅度；二是页岩油革命后美国作为石油进出口国，油价上升对其经常账户赤字有帮助。石油中枢上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美元中枢也要上移。2025年复盘观察会发现，在弱美元下大幅上涨的品种，尤其是资源品中金融属性偏强的品种，在定价上会受到非常明确的约束。这也是黄金与21年"茅指数"相似的本质——找到了松动的证据。
进一步我们要谈到未来。现在松动证据是弱美元转向美元不弱，但真正导致黄金出现问题，我们认为可能需要对美元进行一个框架性的分析。我们总结了四句话：第一，降息加长期通胀不下行等于弱美元——这是去年的情况；第二，不降息加长期通胀不下行等于美元不弱——这是眼下的情况；第三，降息加长期通胀下行等于美元不强——往往对应经济陷入低迷要量化宽松的阶段，美国经济相对低迷要进行量化宽松；第四，不降息加长期通胀下行等于美元强。这四种情景基本涵盖了美元走势的核心可能性。我们当前处于第二种——不降息、通胀不下行、美元不弱。但第四种情景我们认为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方向：在AI助力下，如果未来真的实现了长期生产力的跃升，长期通胀中枢下移而利率维持高位不降，那美元就可能真正走强——这对黄金定价来讲才是终极性的约束。
去年我们对AI的使用，无论是国内的豆包还是海外的GPT，多半把它作为替代搜索工具的用法，另外就是聊天机器人。到了今年，绝大多数都普遍认为AI开始对长期生产力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我们的判断是：2026年可能是AI对长期生产力起到积极作用的元年——无论是海外的Claude还是Codes，国内的大模型，都已经开始介入组织架构调整，实际提高生产效率。对应于黄金定价，过去相当长时间，黄金定价的核心来自中短期层面的央行购金以及美元信用体系的动摇，但忽略了长期因素——AI生产力爆发的影响。我们认为过去定价过分注重中短期因素，放大了中短期因素的权重，忽略了长期因素的影响。这种认知框架可能濒临变化的临界点：如果2026年作为AI对于长期生产力起到积极作用的元年这个观察基本准确，可能在一到两年后，就像站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茅指数”下跌的证据一样，后知后觉地发现黄金的历史大顶已经早早出现。
“2026年可能是AI对长期生产力起到积极作用的元年”，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在AI助力下，AI未来能够实现对低利率、低通胀跟强美元的格局。我们观察了一些细节——当然是援引的外部一些研究。在过去一段时间美债利率处于非常高的位置，而油价没有明显创新高背景下美债利率居高不下，有人认为当前美债利率中有一部分确实是由于石油中枢价格上移带来通胀预期推动的美债利率提升，有一部分是来自期限利差的这类因素，那是否还有一部分，这一部分可能暗示着市场开始去定价AI生产率跟美国潜在增速的上修呢？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基本事实是：AI资本开支是宏观量级，2025年美股七巨头CapEx约占GDP1.3%。另外，我们看到一批权威学术和商业机构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密集讨论AI对于长期生产力的作用。
当然能否作为当前的实质性证据，我们认为可能要等到2026年更多数据披露出来我们才能做出判断。这里我们找到的是1990年互联网的类比观察：伴随互联网资本开支上升，美国经济体的宏观生产率在做一个持续上升的过程。事实上，1980年代信息技术快速普及，但宏观生产率迟迟没有改善。Solow在1987年提出著名的“生产率悖论”：计算机时代随处可见，唯独没有出现在生产率统计中。这不是技术无效，而是企业尚未围绕新技术完成流程、岗位和组织结构重构。1988–1993年美国制造业技术调查显示，企业平均试验约4种先进技术（如CAD/CAM、机器人、自动化仓储、局域网等），但净增不足1种，多数采用停留在“局部试用”，而93年之后开始步入深度整合。而在1990年后半段，美国ICT投资和组织流程重构开始释放生产率红利。格林斯潘在1998年明确指出生产率提升压低了单位劳动成本，同时缓解通胀并提高利润率，盈利预期上修与风险溢价下降共同支撑股市。我们要承认的一点是：以93年为界限，互联网阶段生产率红利先是提高资本回报，后才是提高劳动回报。那么，2026AI类比93年拐点的互联网：当前AI正处于压低劳动回报，提高资本回报阶段，一旦明确生产力的拐点之后，就会形成劳动力就业改善并且形成走向低通胀的环境，这是我们提出的“假说”，但也是我们认为最值得跟踪观察的问题。
总结而言，目前将黄金类比2021年“茅指数”并认为见到历史大顶，只能说找到松动证据，现在松动证据是弱美元转向美元不弱，但真正导致黄金出现下跌，需要对AI对长期生产力的作用进行跟踪分析，下跌证据可能一到两年后才能判断。
2.黄金的熊市：要么来自联储加息，要么来自科技崛起2.1.黄金最明确的对手是美联储加息：M顶与尖顶两种形态
复盘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黄金历史，黄金经历过大小8轮牛市，分别在1972-1974、1979-1980、1982-1983、1986-1987、2005-2008、2009-2012、2018-2022、2023-2026。从曲线特征来看，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刚解体的1972-1974以及当前未有定论的2023-2026两轮外，剩余6轮黄金牛市在进行牛熊切换时，只有1975-1981与2010-2013两段金价走出了M型的牛熊转换，其余周期内金价均呈现尖顶式牛熊转换。
M顶的共性在于政策顶先至，市场对政策有效性存疑，进入验证期后形成第二波反弹，最终由数据顶确认牛市终结。1975-1981与2010-2013政策对应着法币信用松动的首次实质性约束，市场预期被打破但并未崩溃。验证期内经济数据虽出现改善，但市场担忧通胀反复或宽松退出导致复苏夭折，叠加地缘或债务危机等外生冲击，驱动金价二次冲顶。统一的是，驱动金价上涨的因素是“法定货币信用”的质疑，是历史上首次发生、无历史经验可复刻的“首次冲击”，数据验证时期往往偏长。右顶终结时刻也伴随着美联储的偏鹰派转向，本质是美联储传达出数据验证已实现的信号。
尖顶的关键在于政策顶与数据顶无缝衔接，中间缺乏足够的震荡博弈空间。政策转向信号本身已足够强烈，直接逆转上涨的核心驱动逻辑，经济数据在政策转向后以超预期强度集中发布，市场来不及形成二次博弈便被压制，市场共识在短期内被重塑，金价单向崩塌。尖顶触发的原因各异，但区别于M顶，其驱动因素反转的线性外推演绎较清晰，市场容易形成共识。从历史的角度看，政策顶亦往往来自于美联储的鹰派转向。
2.1.1.1978-1980、2009-2012：政策顶和数据顶形成的宽幅M顶结构
在1978-1980的滞胀背景中，超高通胀下货币贬值是激发黄金货币属性带来牛市的根本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失去了黄金的背书，全球法币体系信任处于极脆弱的状态。1979年8月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10月宣布实施货币供应目标制，货币政策首要目标转向控制货币增速以抑制通胀，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强制收缩银行信贷，同时放弃微调联邦基金利率，优先控制货币总量M1，利率“随行就市、上不封顶”。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1980年1月金价冲顶至850美元/盎司，2月沃尔克紧急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一度升至19.85%，第一个顶至此形成。但此时经济数据尚未确认政策的实际效果。1980年二季度，CPI同比在3月触及14.8%峰值后开始边际回落，尽管绝对水平仍在12%以上，但方向已经逆转。数据方向的转变让市场产生了通胀最坏阶段已经过去的认知。但恰逢此时美联储为应对经济衰退和总统大选压力大幅调降利率，这一信号再次引发市场对美联储控制通胀信念的质疑，叠加6月两伊战争爆发催生地缘避险需求，金价从低位反弹。
1980年9月，金价反弹至约670-700美元，到达右侧高点。此时CPI同比从14.8%的峰值持续回落至9月的约12.6%，失业率连续向上突破到达8月的7.7%，GDP连续处在负区间，经济条件的冷却支撑了对通胀下行的信心，同时10年期实际利率连续走高脱离负区间。右顶在市场确认通胀受控、衰退触底、持有美元正在变得有正回报的三方面数据验证下出现。随后沃尔克推翻降息预期，9月重启加息，美元指数大幅上行，金价进一步承压回落。此后沃尔克将利率维持在15%至20%的极端高位近一年时间，直至实际利率持续为正、美元指数回升至110以上，市场对美元信心的重塑才彻底完成。黄金的货币属性再次被封印，熊市被最终确立。
在2009至2012年的天量QE背景中，货币超发是激发黄金货币属性带来牛市的根本原因。次贷危机最恐慌的阶段在2009年已经过去。2010年初，美国失业率仍高达9.7%，核心CPI降至1%以下，经济并未站稳，美联储先后推出QE1和QE2。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不足1万亿美元扩张至近3万亿美元，市场对美元信用担忧集中爆发，叠加欧债危机持续发酵，金价从2010年初约1123美元/盎司持续上涨。2011年7月起，在欧债危机向意大利和西班牙扩散、美国债务上限僵局及8月5日标普下调美国主权评级的叠加刺激下，金价于9月6日触及1920.78美元/盎司的历史峰值。9月21日，美联储FOMC会议宣布实施OT2扭转操作，即卖出短期国债、买入长期国债以压低长端利率，但不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导致强烈期待的QE3落空，市场将其视为美联储约束货币供应的举措，金价在三天内暴跌163美元，第一个顶至此形成。2011年9月金价见顶后并非立即进入熊市，而是在1520-1790美元/盎司区间宽幅震荡近一年。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市场在等待经济数据来验证货币超发是否真的侵蚀了美元信用。2012年1月，失业率降至8.3%，创2009年2月以来最低。2012年5月，金价一度跌至1527美元的年内低点，市场对美联储继续宽松的预期产生动摇。但经济数据的改善并非线性，2012年8月失业率微跌至8.1%，市场对QE3的预期再度升温，金价从低位反弹。
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正式推出QE3，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且是开放式、无结束日期的无限量宽松。金价冲高至1794美元附近，形成M顶的右侧高点。但随后关键的经济数据开始密集发布，市场对美元信用的评估发生了根本转变。10月5日，美国9月失业率意外跌至7.8%，跌破8%的心理关口，远低于预期的8.2%。同期，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突破80关键点位，回到次贷危机前水平。数据公布后金价迅速大跌。经济数据的超预期意味着美国经济正在向好修复，扩张的经济动能将吸收此前广泛QE所释放的流动性，叠加欧债危机使得欧洲经济持续疲软，美元信用重新得到确认，美联储提前结束QE3的预期水涨船高。右顶在市场确认美元信用仍在、货币超发不会导致美元体系崩溃的数据验证下出现，熊市开启。
2.1.2.1982-1983、1986-1987：政策顶和数据验证无缝衔接，形成尖顶结构
1980-1982年，沃尔克为遏制通胀将联邦基金利率推升至20%的极端水平，金价从850美元暴跌至1982年6月的约296美元，创三年最低。但极端紧缩也重创了美国经济，1982年失业率飙升至10.8%，GDP下降1.8%，里根政府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美联储政策从抗通胀转向救经济。1982年7月，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联邦基金利率从20%的高位持续下调；8月12日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外债，拉美债务危机全面爆发，降息与债务危机双重推动金价从约297美元快速拉升至9月7日的约481美元。此后并未发生新的政策转向或数据确认来终结上涨，金价回调仅为获利盘自然涌出。1982年11月后，美联储继续降息、墨西哥将私营银行收归国有加剧恐慌、拉美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三重力量接力推动金价从约420-450美元平台再度上行，至1983年2月触及约509美元/盎司。
1983年3月，美联储确认经济复苏后正式开启加息周期，加息宣告危机已经结束、经济已经站稳，政策顶信号出现，从根本上逆转了驱动金价上涨的政策逻辑。随后1983年全年GDP实际增长率高达6%，失业率快速下降至12月的8.2%，通胀率被控制在5%以下，回暖的数据在上半年密集发布不断确认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伴随数据证据的密集披露，金价最终形成尖顶结构，中间没有形成有效的二次博弈。
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元进入趋势性贬值通道，美元兑日元从约250跌至约120，两年多贬值超50%，直接推高黄金价格。1987年2月，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巴黎卢浮宫签订协议，试图联合干预阻止美元继续下滑，这是政策转向的关键节点，但市场对卢浮宫协议能否真正稳定美元存有疑虑，美元在协议签署后并未立即企稳反而继续下跌，1987年2月至4月黄金反而出现一轮陡峭上涨，预期与现实共同反驳了政策的逆转条件，黄金以更高速度上冲。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全球股灾爆发，道琼斯指数单日暴跌23%，恐慌情绪将金价在两个月内从约467美元推至12月14日的503美元/盎司，这是这轮牛市的最后一个脉冲。1987年12月23日，西方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发表联合声明，并于1988年1月4日开始在外汇市场实施大规模联合干预，大量抛售日元和德国马克、购进美元，美元的贬值通道被强行关闭，政策顶信号就此出现。随后美元快速反弹，从1987年12月31日85.4的低点上冲至1988年2月的90.5，并接力震荡上行至1989年6月突破105.6，美元的企稳回升验证了趋势性贬值时代的结束，黄金亦进入连续熊市，期间随美元小幅波动震荡下行，黄金熊市最终确立。
2.2.黄金最大回撤来自技术创新强势崛起所带来的资金虹吸
2.2.1.1990s互联网科技：1993年是科技对于生产力推动的重要分水岭
1980-19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的经验可以归纳为清晰的三段式框架：
第一阶段（1980-1993年）：资本开支先行。 企业大量采购计算机硬件，但尚未围绕技术重构生产组织方式。投资数据爆发式增长，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实际投资十年增长超10倍，但生产率数据停滞不前。
第二阶段（1993-1995年）：流程重构。企业开始将技术嵌入业务流程，完成组织架构的深度调整。宏观生产率数据仍无显著改善，但微观层面的效率变化已在积累。企业从“购买计算机”转向“围绕计算机重构业务流程”。
第三阶段（1995年之后）：生产率红利释放。流程重构完成后，技术投资真正转化为系统性的效率改善。非农商业劳动生产率从1.4%跃升至2.5%以上，ICT贡献了劳动生产率提速的三分之二。
（1）1980—1993年：计算机硬件的普及与扩散期，生产率提升宏观不可见
1980年代，计算机开始大规模进入美国经济。从投资数据来看，1976年开始美国非住宅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实际投资经历了爆发式增长，计算机投资占工业设备和软件总投资的比重从1976年的约12.5%上升至1985年的27.4%。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投资从1976年的44亿美元升至1994年的524亿美元，2000年达到1032亿美元。
然而美国非农商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并未显著提升。美国非农商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从1960年代的约4.8%，持续下滑至1980年代的约0.1%。1990年之后，随着信息技术与组织变革的深度融合，增速才显著跃升至接近3%。这便是著名的索洛悖论：“计算机时代随处可见，唯独看不到它们出现在生产率统计中”。Roach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悖论的微观结构，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蓝领工人人均产出增长了16.9%，而受益于大量ICT投资的白领工人人均产出反而下降了6.6%。
尽管计算机投资的第一轮大规模增幅起始于1976年，但彼时在第二类石油危机的冲击中美国处在滞胀的阴影中，美国GDP滑落至负增长，CPI飙升至14.8%的历史高点，在这一背景下，计算机投资增长的本质是：传统产业衰退→资金寻找新方向→计算机成为避风港。这是一种防御性的产业转型投资，企业买计算机更多是为了替代部分白领人工降本增效，而非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1981-1984年，美国计算机革命最先发生在办公室中而非生产线上。1981年IBM PC的发布，标志着个人电脑正式进入商业主流，计算机先改变的是白领工作的底层动作：记录、计算、修改、复制、汇总和展示。这类变化并不一定马上增加实物产出，却显著降低了信息处理成本。早期PC的经济意义，并不是把每一名员工立即变成更高产的劳动者，而是让企业内部信息流开始脱离纸质流程。过去一份预算或销售预测需要人工汇总、逐级修改、反复抄录；电子表格使得同一套假设可以被快速改写，价格、销量、成本、利率和库存等变量可以被放进同一个模型中联动计算，这种能力提升更像管理质量改善，而并非像新增一条生产线那样容易被GDP和劳动生产率统计捕捉。
1984-1989年，计算机影响开始从企业办公室扩散到家庭、学校。到1984年前后，美国企业办公室的第一轮PC部署已接近完成，整个行业在经历了1983至1984年的“繁荣期”后，骤然触及增长的天花板，直接引爆了PC行业第一轮惨烈的价格战。1986年被称为“克隆机之年”，大量IBM兼容PC涌入市场，引发了一轮激烈竞争，畅销机型VIC-20、TI-99/4A均在80年代大幅下调价格。家用电脑市场的价格战尤为激烈，到1983年6月，部分电脑价格已降至199美元。但另一方面，价格骤降也反过来成为打开了新市场，PC制造商开始转向家庭和学校市场。1984年3月，IBM推出了面向家庭和学校的低端机型，试图以IBM的品牌号召力复制其在商用市场的成功。与此同时，Apple II在整个80年代都是美国教育系统的标准电脑，苹果通过向学校提供批量折扣和分期付款等政策积极布局教育市场。到1985年，美国学校的计算机数量已从1981年的3.3万台增至约70万台。美国家庭计算机拥有率从1984年的8.2%升至1989年的15.0%，数字技能开始在家庭和学校中扩散，居民开始学习计算机使用和基础编程，青少年更早地形成与计算机互动的习惯。当这些储备在未来进入企业时，软件的学习成本和组织的采用阻力都将显著下降，从社会学的发展角度来看，计算机开始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
1989至1993年，计算机的关键变化不再只是更多人会打字、会做表格，而是企业后台系统开始电子化。计算机投资增速的放缓与硬件占信息处理设备投资比重的显著下行，一方面，1989至1991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攀升至7.8%，企业普遍收紧预算。与此同时，在向学校与家庭扩散完成后，PC行业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价格战，1990年主流台式PC价格被大幅削减20%以上，同时计算机产业摩尔定律进入加速器，硬件制造成本急剧下降压低了内存、处理器和硬板的成本。相对应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投资额在1990年起开始了新一轮的加速，增速在1995年到达新的峰值26.2%，而1990年为-10.3%，这受益于计算机价格的持续收窄，IT技术的使用开始逐渐蔓延至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
更为根本的结构性变化在于，企业IT投资的重心正从“买电脑”转向“建系统”，从桌面PC转向服务器、网络设备和数据采集终端，这也是互联网的诞生期和移动通信的数字化起步期。零售、批发、制造和物流企业逐步使用POS、条码、库存系统、EDI和数据库，把销售、库存、订单、发票、客户和供应商信息转化为可记录、可汇总、可分析的数据资产。在传统模式下，企业为了避免缺货往往需要持有大量冗余库存，因为终端需求、库存位置和补货进度都存在信息滞后。库存周转、资金占用和供应链协调开始被系统性优化。零售和批发行业后来成为美国ICT生产率红利的重要来源，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业最早把交易数据、库存管理和供应链协调连接起来。
（2）1993-1995年：计算机全面普及后，从“工具试用”到“流程重构”的临界点
计算机投资迟迟无法转化为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在于通用技术的扩散规律的限制。Basu的研究表明，ICT作为通用技术，其生产率红利不会在投资发生时就自动释放，而是需要经历漫长的“组织流程重构”过程。购买计算机只是第一步，真正重要的是围绕计算机重新设计工作流程、调整组织结构、培训员工技能，这些“互补性投资”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1988年至1993年的美国制造业技术调查显示，企业平均试验约4种先进技术，但最终净增采用的技术不足1种，多数应用停留在局部试用阶段，远未达到系统性的流程重构。直到1993年之后，企业才真正开始将技术嵌入业务流程，完成组织架构的深度调整。
1993-1995年，计算机对美国企业的影响进入组织结构层面，企业界对技术的认知发生了质变。在此之前，计算机主要被视为提升个人与部门效率的工具，1993年迈克尔·哈默的《再造企业》系统提出了“业务流程重组”理论，主张对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思考和彻底的重建。这一理论使企业开始意识到仅仅将现有流程电子化远远不够，计算机的真正价值在于驱动企业围绕技术重新设计组织层级、岗位分工、数据标准和激励机制，否则旧组织即使买了新设备，也可能只是更快地做低效事情。认知转变在这一时期落地离不开数据库、局域网和企业应用等技术的成熟铺垫，彼时已具备信息实时记录、跨部门共享和自动汇总的能力，为打破部门壁垒、重塑业务流程提供了技术前提，因而企业组织结构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纵向结构被拆除，中间管理层被大幅削减。信息不对称下降使决策更快、更灵活，销售数据可以直接影响补货，库存数据可以影响采购，客户投诉可以进入产品改进。
这正是2026年AI与1993年计算机相似的地方。2026年AI最值得观察的不是聊天工具使用率，而是企业是否开始围绕AI重写流程：客服是否从人工排队转向AI分流和专家复核，研发是否从单人写代码转向AI生成、测试和审查流水线，销售是否从人工跟进转向客户画像和自动推荐，法务和投研是否从人工检索转向知识库与模型协作。若这些流程再造扩散，AI才会从局部效率走向宏观生产率。
AI今天最值得观察的，也正是组织结构层面的变化。AI会让大量研究、总结、初稿、代码、客服和分析任务被自动化或半自动化，中层和专业岗位的价值会从“生产信息”转向“判断信息、验证信息、协调行动”。这意味着AI不仅可能替代一部分重复任务，也会扩大高能力员工的管理半径和决策半径。若企业能把AI生成的信息嵌入工作流而不是停留在个人聊天窗口，组织层级和管理效率就可能发生类似90年代初计算机扩散时的变化。
企业不再只是把原来的纸质流程搬到电脑上，而是开始反问：既然信息可以实时记录、跨部门共享、自动汇总，为什么还要维持原来的部门边界、审批层级和库存逻辑？业务流程再造的核心，就是从客户需求、订单处理、采购、生产、配送到售后服务进行端到端重组。IT系统使企业可以围绕流程而非部门来组织工作。
1990年代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反例。彼时美国和英国都经历了大规模的ICT投资热潮，但结果截然相反，美国TFP大幅加速，英国TFP反而减速，1995年后英国非农私营部门TFP从1.72%降至0.78%，事实上英国同期的ICT投资热潮比美国还要猛烈。真正造成差异的，是美国企业在1995年之前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围绕计算机的组织流程重构，而英国的行业重构尚未到位。行业层面，美国TFP加速中贡献最大的恰恰是批发和零售贸易，前者TFP加速度达2.32pct，后者高达4.50 pct；而英国同行业的TFP不仅没有加速，反而分别下降了0.09和1.90pct。这说明从“买了计算机”到“用好了计算机”，中间隔着整整一个“组织重构”的周期。当前AI正处于这个周期的开端，投资已经发生，但行业级的AI流程重构才刚刚起步。
（3）1995年之后生产率红利集中释放
1990年代后半段，美国信息与通信技术投资和组织流程重构开始释放生产率红利，劳动力市场持续收紧。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1998年明确指出，生产率提升压低了单位劳动成本，同时缓解了通胀压力并提高了企业利润率。盈利预期的上修与风险溢价的下降共同支撑了股市的强劲表现。Oliner和Sichel的经典研究表明，1995年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加速中，约45%来自ICT资本深化，约26%来自计算机和半导体生产部门自身的效率提升。两者合计解释了约2/3的劳动生产率提速。更重要的是，这一生产率加速是广泛的ICT使用行业，而非仅ICT生产行业的TFP普遍加速，批发和零售贸易等行业贡献尤为突出。
1995年至2005年间，美国失业率持续走低至4%以下，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却始终稳定在2%附近。这一组合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框架下难以实现，正是新技术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紧张向通胀传导的机制。当前非农企业劳动份额指数已降至历史新低且同比处于负区间，意味着利润持续向企业端倾斜，微观盈利结构正在发生类似的改善。
1995年之所以成为美国生产率叙事中的重要节点，是因为前期积累的多条件在这一时期叠加，硬件和芯片价格持续下降，企业软件和网络系统更成熟，劳动力数字技能更普遍，流程再造开始进入管理共识，领先企业的效率提升通过竞争压力向行业扩散。宏观统计终于开始看见此前分散在个人、部门、企业和行业中的微观变化。ICT生产部门本身确实出现了快速质量调整和价格下降，计算机、半导体和通信设备的性能提升显著降低了单位信息处理成本，这部分较容易进入统计。但真正决定美国与其他经济体差异的，是组织和竞争，企业经过十多年学习后，开始形成可复制的IT组织能力，与此同时，当零售、批发、金融和制造业中的领先企业通过IT提高周转、降低成本、改善客户响应后，竞争会迫使其他企业跟进，生产率才从个别企业扩散到行业平均。
1980-1995年的美国经验说明，通用技术的宏观影响通常不是沿着“投资增加、生产率立刻上升”的直线发生，而是沿着“工具扩散、技能学习、流程重写、组织资本积累、行业竞争扩散、宏观统计确认”的链条发生。这一历史线索对AI的最大启示是：不要只问AI是否已经全面提高宏观生产率，而要问AI是否正在积累进入宏观统计所需的中间条件。AI进入宏观统计也需要三条件共振：模型和算力成本下降，企业流程和数据治理成熟，竞争迫使同行采用AI工作流。当前美国AI资本开支、企业采用、代码和知识工作提效、数据中心建设和AI软件嵌入都说明，AI已经从技术演示进入组织试验阶段，更像1993年前后的计算机。2026年的意义在于，这些条件正在接近临界点，但宏观确认可能更像1995年后逐步出现。若未来1-2年AI从个人提效扩展到企业流程再造，并在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和核心服务通胀中得到验证，美国经济可能出现类似90年代中后期的“增长韧性强于预期、通胀压力弱于传统模型”的组合。
2.2.2.1990s互联网科技与黄金：1993-1996金价高位震荡并见顶大幅回落，科技股虹吸效应启动
1980-1993：信息技术的起步阶段，黄金与科网各自定价互不相干
198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尚处于“资本开支先行”阶段。企业大量采购计算机硬件，但尚未围绕技术重构生产组织方式，在科技股计算机的孕育时期，从盈利端来看，科技类企业的业绩虽逐步改善但这是个股层面的分化，但信息技术板块整体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超额收益。
黄金在此期间则主要随美元指数和实际利率波动。1980年代初，沃尔克暴力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推升至近20%，美元指数从1980年的90低位持续走强至1985年。高利率吸引了大量资本回流美国，引发了拉美债务危机。黄金在强势美元和高实际利率的双重压制下持续走低。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元指数显著回落，黄金出现阶段性反弹。但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初，金价整体在330-400美元区间窄幅震荡。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经济逐步复苏，股票市场吸引力增强，黄金价格逐渐下跌。
1993-1996：金价高位震荡并见顶，科技股虹吸效应启动
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正式推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计划，这一计划为美国互联网产业奠定了基础，信息技术行业占GDP比重自此明显提升。1995年8月9日，网景浏览器在纳斯达克上市，定价14美元，开盘后一路飙升至71美元，两个小时内500万股被抢购一空。这家公司还没有赚到一分钱，市值却达到29亿美元。网景IPO被公认为互联网时代开始的标志。此后，互联网热潮全面爆发。同一时期，1996年2月国际金价触及420美元/盎司的阶段性高点，1996年2月12日，道琼斯指数首次收于5600点上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当日再创历史新高，此后金价迅速见顶转跌。1996年4月12日，雅虎上市进一步强化科技股虹吸效应。雅虎以每股13美元登陆纳斯达克，上市首日上涨154%。雅虎上市进一步强化了互联网公司的赚钱效应，资本从传统行业加速流向科技领域。金价阶段性顶部与科技股牛市启动在时间上完美重叠。1996年12月5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提出“非理性繁荣”的著名问题。尽管格林斯潘是在发出警告，但这番话反而让全球注意到股市的惊人涨势，进一步强化了投资者对科技股的关注。
这一时期的核心逻辑是：互联网科技崛起改变了全球资本的配置结构。资金从黄金等传统避险资产大规模涌入高增长的科技股，无息资产黄金在科技股高回报面前吸引力大幅下降，叠加美国经济强劲和美元走强，共同构成了黄金长期承压的宏观基础。1996年全年，黄金从年初的387美元下挫至年底的369美元，累计跌幅4.87%。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央行接连抛售导致黄金需求崩塌
1995年至1999年间，纳斯达克指数上升了9倍多。1996年年收益率43.07%，1997年20.37%，1998年85.34%，1999年102.02%。在互联网繁荣的高峰期，一家从未盈利、只要名字中有.com后缀的互联网公司就能通过IPO筹集大量资金。与此同时，黄金在1995年至2000年的互联网热潮中下跌了25%。在1995年8月至2000年夏季的互联网繁荣期，市场呈现出典型的“风险偏好”模式，资金追逐高增长的科技股，而黄金等传统避险资产则遭到系统性抛售。美国经济表现强劲，美元指数持续上行，进一步压制了以美元计价的黄金。黄金被视为“过时资产”。
1997年5月7日，英格兰银行宣布抛售黄金储备。英格兰银行宣布大量抛售黄金储备，转而投资政府债券等其他收益更高的产品。这一举动将当时弥漫欧洲的反黄金情绪推向顶峰，市场开始担忧更多央行会效仿跟进。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国央行宣布泰铢改为浮动汇率制，泰铢大幅贬值，亚洲金融危机正式爆发。泰国当地黄金价格一周暴涨7.2%，但亚洲地区除中国外的黄金需求降至199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及韩国的黄金需求量连续下跌。危机不但没有为黄金带来持久的避险买盘，反而因亚洲需求崩塌进一步压制了金价。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市场出现了动荡，但科技股仍然受到追捧，黄金的吸引力继续下降。纳斯达克1997年全年收益率仍达20.37%。科技股的韧性与黄金的疲软形成了鲜明对比。1997年底至1998年初，欧洲多家央行陆续加入抛售行列。英格兰银行宣布抛售后，法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多家欧洲国家央行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纷纷效法，开始大量抛售黄金。央行集体从黄金的净买家转变为净卖家，彻底改变了黄金市场的供需结构。整个90年代，各国央行共出售了约3000吨黄金。
1999年5月7日，英国财政大臣布朗宣布抛售一半黄金储备。布朗宣布英格兰银行将出售英国超过一半的黄金储备，计划拍卖约395吨黄金。宣布后不到一个月金价下跌10%，金价随即跌破260美元，创下20年新低。这一事件后来被市场称为“布朗底”。1999年6月，瑞士国家银行决定其2590吨黄金储备中的一半不再用于货币目的，将逐步出售，在随后十年间共出售1550吨黄金，成为欧洲抛售黄金最多的央行。1999年7月6日，英格兰银行以每盎司261.2美元售出25吨黄金，这是近二十年来的首次拍卖。
1999年9月26日，面对无序抛售引发的金价崩溃，欧洲央行与其他13家央行签署了第一轮《央行售金协议》，规定未来五年内每年出售黄金总计不得超过400吨。金价迅速从250多美元回升到300多美元。这一协议标志着央行集体抛售的终结，金价才终于止跌企稳。
3.美国经济、沃什与黄金：“低利率、低通胀与强美元”是远期图景3.1.沃什与美联储：不降息+长期通胀不下行=美元不弱
沃什的政策框架核心在于让利率政策与资产负债表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与传统的美联储主席不同，沃什的政策构想中嵌入了一个关键的前提变量：人工智能对美国潜在增速和生产率的重塑，使得低利率、低通胀与强美元这一在传统宏观框架下难以兼容的目标具备了同时实现的可能。
利率政策方面，沃什的框架中，持续降息之所以不会引发通胀失控，恰恰依赖人工智能对生产率的持续推升来吸收宽松货币带来的通胀压力。历史经验表明，1995年至2005年间，美国失业率持续走低至4%以下，核心PCE物价指数却始终稳定在2%附近，正是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率红利打破了通胀与失业的传统替代关系。沃什的政策框架可以理解为将人工智能驱动的效率改善视为货币宽松的安全垫。资产负债表方面，缩表持续减持长期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抬升长端利率以压制资产估值、压缩杠杆套利空间，从而约束金融泡沫与通胀预期。沃什将资产负债表收缩定性为实现高质量降息的必要前提。对于沃什而言，缩表绝非单纯回收流动性，而是旨在消除长期量化宽松导致的价格信号扭曲与资源配置错配。其本质是通过压缩美联储对市场的干预深度，迫使货币政策回归以利率锚为核心的传统调控范式。
利率管短端、缩表管长端的组合框架，构成了沃什时代货币政策的基本骨架。从流动性管理的实际操作来看，美联储并非简单依赖缩表来抽干市场资金。纽约联储同步启动了准备金管理购买计划，通过每月买入约100亿美元的短期国库券来增加准备金和系统公开市场账户持仓，确保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始终处于充足状态。这一操作在持续缩表的大框架下起到了缓冲作用，避免了流动性过度收紧对金融体系造成不必要的冲击。
在2026年6月17日主持的首场FOMC会议上，沃什对美联储沟通模式、改革举措和通胀目标执行了明确行动。
对美联储的沟通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声明从以往超过300个英文单词大幅缩减至约130个单词，降幅达62%，删除了所有关于未来利率调整方向的暗示性表述，取消了长期以来的前瞻性指引。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前瞻指引并不适合当前的政策环境。他此前曾批评前瞻指引以及季度经济预测，认为它们可能将美联储锁定在一条特定的利率路径上，使央行官员成为自己话语的囚徒。沃什拒绝提交个人点阵图利率预测，公开表示点阵图预测常常出错且可能束缚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空间。他进一步预告，到2026年底前将全面审查美联储的沟通方式，包括新闻发布会、点阵图、会议安排、会议纪要等。这一转变标志着美联储沟通风格从伯南克以来延续十余年的前瞻指引模式，回归格林斯潘时期的简洁表达。
成立五个专项工作组，覆盖美联储核心职能板块。五个工作组分别聚焦美联储的信息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政策、对现有数据来源的使用和依赖、转型时代的生产率与就业问题以及美联储的通胀框架。各工作组将以第一性原则为出发点，提出尖锐问题，审视现行做法，考虑替代方案，并最终提出下一步建议供政策制定者考虑。这一机制将整合来自美联储内部及外部的研究力量，被视为近年来罕见的全面评估行动。沃什表示，目标是打造一个清醒认识自身使命、适应目标并聚焦未来的美联储。
沃什表示在重新证明美联储有能力实现并维持2%通胀目标之前，看不到重新审视这一目标的理由。他坦言过去五年美联储未能清晰传递压低通胀的政策决心。在6月FOMC会议上，美联储将2026年全年PCE通胀预测从3月的2.7%大幅上调至3.6%，核心PCE从2.7%上调至3.3%。沃什强调，通胀仍然远高于2%的长期目标，即使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健，也不能过早放松货币政策。沃什认为当前通胀已由传统的需求问题，转为地缘政治驱动的供应链问题。
沃什的政策框架建立在AI将显著压低通胀这一核心判断之上。这一逻辑与1990年代个人电脑革命时期类似，技术革命带来的供给侧效率提升，从根本上改变了通胀与增长之间的权衡关系。沃什主张美联储应放弃“增长必然引发通胀”的教条，以AI带来的生产率红利为政策依据推动利率下行。然而AI压低通胀的长期逻辑与当前美国经济的短期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沃什所依赖的AI通缩效应属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力量，其发挥作用需要时间，技术扩散和企业层面的效率改进存在明显滞后。而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恰恰是AI投资热潮带来的短期需求侧通胀压力。大规模科技公司持续投入数据中心、AI芯片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这种集中且密集的资本支出直接拉动上游需求，推高芯片、铜、能源等关键资本品价格。全球AI基础设施投资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4万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集中在美国。AI数据中心的建设在初期阶段将是通胀性的而非通缩性的，这将阻止美联储像沃什所主张的那样迅速降息。沃什政策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于他试图以AI的长期通缩效应为理由推动短期降息，但AI投资本身恰恰在短期内推升了通胀。
当前黄金松动的证据是弱美元走向美元不弱。油价中枢上移不可否认，通胀引发全球流动性逻辑收紧，导致美元持续不弱也难以避免。市场对油价与美元关系的理解正在形成新的共识。高油价通过两条路径强化美元：其一，高油价推高整体通胀水平，迫使美联储维持紧缩立场，降息次数和降息幅度均被压缩，利率优势支撑美元走强；其二，页岩油革命之后美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国和净出口国，高油价直接改善经常账户，贸易条件的优化进一步为美元提供基本面支撑。油价上涨从拖累美元的传统逻辑，转变为支撑美元的结构性力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便降息最终落地，长期通胀若仍维持高位，实际利率将被压低，这在常规逻辑下对美元构成利空。但在全球去杠杆进程尚未结束、美元融资持续短缺的背景下，避险逻辑往往会覆盖利率逻辑。当全球资金寻求安全资产和美元流动性时，美元的避险属性将阶段性超越利率定价框架，成为主导短期汇率走势的更强力量。这正是当前美元在降息预期存在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不弱的重要原因。
实际利率是观察美元走势的核心锚点，其定义式为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预期。当前影响实际利率的两个变量均在发生关键变化。通胀预期端，美伊局势是最大变量，中东冲突若进一步发酵，油价上行压力直接推高通胀预期，名义利率不变时通胀预期上升反而拉低实际利率，对美元构成贬值压力。利率预期端，沃什主导的美联储政策方向是核心变量，沃什若推动加息预期升温，名义利率上行将直接拉高实际利率，对美元形成升值推力。
实际利率对美元汇率的核心作用机制在于实际利率衡量了持有美元资产所能获得的真实购买力回报。当美国实际利率上升时，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所获得的实际收益提高，这意味着相较于其他货币资产，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在增强。国际资本在逐利动机驱动下流入美国寻求更高回报，这个过程从两个渠道同时推升美元汇率。第一个渠道是利差交易渠道，全球投资者借入低利率货币并买入高实际利率的美元资产，直接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第二个渠道是资产配置渠道，全球央行、主权基金和大型机构投资者在调整其资产组合时，会将实际利率作为评估美元资产长期价值的重要依据，实际利率走高会促使这些长期资本增配美元资产。这两个渠道相互叠加，使实际利率与美元指数之间形成了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通过复盘，美元可以根据通胀/利率划分为四象限，具体而言，降息+长期通胀不下行=弱美元；不降息+长期通胀不下行=美元不弱;降息+长期通胀下行=美元不强；不降息+长期通胀下行=美元强。
当前处于不降息叠加通胀不下行的组合。政策利率锁定而通胀预期上行，短端实际利率被侵蚀，但缩表推升期限溢价使长端实际利率维持高位。从通胀预期看，短期美元与实际利率应随通胀预期小幅震荡，因无降息预期维持不弱区间。沃什政策框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美债收益率曲线的陡峭化上。降息持续压低短端利率，缩表则推升长端利率，年初3个月期与10年期美债利差约为52bp，当前已扩大至近80bp。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年初的3.85%升至目前的4.37%附近。与此同时，3月后中东地缘冲突发酵，美伊局势升级驱动避险情绪升温，VIX恐慌指数一度从15以下飙升至近22，全球资金加速涌入美元资产寻求安全港湾，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短期强势。
四象限具体复盘如下：
象限1：降息+长期通胀下行时期：实际利率确定下行，美元震荡不强
2019年美国经济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减税红利消退的双重打击下增速明显放缓，核心PCE回落至1.6%，美联储于年中转向降息，连续三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至1.50%至1.75%的目标区间，并于9月重启国债购买以应对回购市场的流动性紧张。名义利率调降叠加通胀预期走弱，共同推动10年期实际收益率下行，至2020年1月已降至-0.6%。但广义美元指数在2019年大部分时间维持在115至118的高位，降息初期并未明显走弱，原因在于美联储将降息定性为中期调整而非宽松周期的开启，同时全球主要央行也在同步降息，美国利差优势得以保持。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两次紧急降息至零利率并推出无限量化宽松，疫情初期全球流动性挤兑一度推动美元指数突破101，随后在极度宽松政策下逐步回落，实际利率与美元才真正进入同步下行通道。
象限2：降息+长期通胀不下行时期：实际利率大幅下行，美元趋势性走弱
2007年次贷危机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蔓延，经济衰退风险显著上升，美联储于当年9月启动四年来的首次降息，此后连续多次操作，至2008年3月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25%快速降至3.00%。通胀端呈现结构性分化，能源和食品价格走高推升总体通胀，但核心通胀有所改善，两股力量相互抵消，使得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在2.2%至2.6%的区间内震荡，未形成趋势性方向。政策利率的快速下行叠加通胀预期的区间波动，共同推动10年期实际收益率从高位持续走低。同期广义美元指数跌至86.84，主因是美国率先大幅降息而其他主要央行反应滞后，利差优势显著收窄，美元在降息初期未能获得支撑。不过这一美元弱势格局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因全球流动性危机引发的美元荒而被彻底扭转，美元反而逆势走强。
2024年9月美联储以50bp开启降息周期，联邦基金利率从5.25%至5.50%的目标区间开始下调，主要考量是通胀风险趋弱而劳动力市场下行风险增加，失业率在7月已攀升至4.3%。降息后CPI自9月触底的2.4%连续回升至12月的2.9%，但核心CPI稳定，使得通胀预期区间波动。降息初期美元并未走弱，反而在2024Q4至2025年初出现短期冲高，核心是特朗普交易，美联储12月点阵图显示2025年降息次数由9月预测的4次减为2次。然而2025年4月对等关税政策加剧了美国经济衰退担忧，引发去美元化升温，美元指数回落至97下方。下半年美联储于9月、10月和12月连续三次降息累计降息75bp，美元指数进一步触及年内低位，实际利率在去美元化格局下逆反降息影响，维持震荡。
象限3：不降息+长期通胀下行时期：实际利率大幅走高，美元强势
2013年美国经济从复苏走向稳步扩张，但通胀持续低迷，通胀预期整体偏弱，美联储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至0.25%的超低水平。这一阶段最核心的驱动因素是2013年的削减恐慌，5月伯南克暗示将逐步削减购债规模，10年期名义收益率飙升至年底的3%以上。同期盈亏平衡通胀率并未跟随上行，实际利率的飙升完全由货币政策预期的转向所驱动，10年期实际收益率由负转正。2014年1月美联储正式开启削减购债，10月结束第三轮量化宽松。广义美元指数在2013年整体维持80至85的区间震荡，并未立即走强，原因在于市场仍在消化美联储退出宽松的信号，且美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在当时尚需更多数据验证。进入2014年，欧洲央行于6月推出负利率并着手实施量化宽松，美欧货币政策分化正式确立，美元指数持续走强，至2015年初已升至95以上。2015年12月美联储终于启动近十年来的首次加息，进一步确认了美元强势周期的确立，实际利率在政策利率维持超低水平但削减预期不断强化的背景下持续上行。
象限4：不降息+长期通胀不下行时期：政策利率不变时，实际利率与美元指数与通胀预期趋势反向，小幅震荡，实际利率与美元指数绝对值与利率绝对值相关。加息周期跟随政策利率走高。
（1）加息周期+长期通胀不下行：美元与利率走强
2004年美国经济从复苏走向强劲扩张，油价上涨和低利率刺激下核心消费价格上涨2.9%。为抑制通胀，美联储于2004年6月启动连续17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1%拉升至2006年6月的5.25%，期间通胀预期在油价冲击与经济降温的博弈中震荡反复。名义利率上行推动实际收益率同步走高，按理论框架美元应同步走强。然而广义美元指数在此期间反而下跌至约96.80，背离了实际利率与美元的正相关关系。背离的核心原因在于美国双赤字持续恶化，2004年经常项目赤字达6000亿美元、财政赤字创4130亿美元新高，结构性矛盾侵蚀了实际利率对美元的支撑。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高速增长，资本回报率优势吸引资金持续流出美元资产，利差交易与资产配置两条渠道均出现逆流，对冲甚至超越了实际利率上行对美元的正面拉动。
2022年美国经济面临新冠疫情后宽松政策、供应链瓶颈与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三重压力，CPI于6月冲至9.1%的峰值。为遏制高通胀，美联储自2022年3月起启动激进的加息周期，联邦基金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平持续推升至5.25%-5.50%的峰值。加息与供应链修复推动通胀预期从2022年4月约3.02%的历史高位持续回落至2024年初约2.3%，通胀预期在这一阶段呈现宽幅震荡格局。名义利率大幅上行叠加通胀预期下行，构成了实际利率最确定的走强组合，10年期实际收益率从2022年初约0.43%持续上行，2023年8月自2009年以来首次突破2%，至2024年1月升至约1.94%。美元指数在此期间维持在120至123的历史高位，美联储激进紧缩与美国经济相对韧性共同支撑美元保持强势。
（2）政策利率长期不变+长期通胀不下行：跟随通胀预期波动，历史上均走弱
2009年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缓慢复苏，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锁定在0%-0.25%的历史最低水平。通胀预期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剧烈波动，2009年初经济深度衰退引发通缩担忧，此后随着美联储于2009年3月启动QE1、2010年11月启动QE2，超宽松货币政策催生了美元贬值预期，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快速拉升至2011年初的2.5%以上。在政策利率被锁定于零下限的背景下，通胀预期的回升直接压低实际利率，10年期实际收益率从正值持续下行至2012年底-0.12%。广义美元指数在2009年快速下跌约14%，此后因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避险资金回流美元而开始筑底回升，2011年-2012年间在80至85区间震荡，实际利率与美元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一阶段被避险逻辑阶段性打断。2012年9月QE3推出后，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一度升至2.73%，进一步确认了实际利率在零利率环境下的下行趋势。
2020年4月至2022年1月，疫情期间美国推出了史无前例的财政刺激，2020年财政赤字高达3.13万亿，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资产在两年内从4万亿美元推高至9万亿美元。大规模财政补贴支撑甚至抬高了需求，而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扰动和劳动力短缺极大地限制了总供给能力，CPI从2020年的低位一路攀升。美联储在整个2021年坚持通胀暂时论，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超低水平，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飙升至2022年4月的3.0%，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在名义利率被锁定于零下限的背景下，10年期实际收益率跌至2021年初的-0.91%。广义美元指数在这一阶段并未因实际利率的低位而走弱，反而逐步升至2022年初约120.70，主要驱动力在于美国经济复苏节奏快于欧元区和日本，且疫情后全球避险需求持续支撑美元。进入2022年3月，美联储启动激进加息周期，全年加息425bp，名义利率的暴力上行完全覆盖通胀预期的波动，推动10年期实际收益率自2020年3月以来首次转正，实际利率与美元由此进入同步走强的阶段。
3.2.美元与美国经济：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经济韧性更强
美元指数的中期走势，根本上由美国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差所决定。历史数据表明，美元指数与美国相对外国经济增速差的三年滚动相关性长期维持在0.6以上的高位。2025年以来，在“去美元化”叙事下和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相对全球经济增速差连续走低，甚至进入负区间，随之美元指数从近110连续下跌，最低至97以下。尽管当前2026Q2经济数据尚未公布，但在当前在中东能源冲击的背景下，美国凭借其能源独立地位，相对优势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从更高频的观测指标来看，经济意外指数同样能够有效表征美国经济的相对优势。美国与欧元区以及全球经济意外指数之差对美元指数具有约一个季度的领先效应。当前美国与欧元区经济意外指数差已扩大至111.2，触及三年高点；美国与全球经济意外指数差扩大至30.7，为两年高点。这一领先指标的走阔，预示着美元在中期维度上仍有较强的上行动能。IMF在2026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中进一步将美国2026年GDP增速预测上调至2.9%。失业率预计将从2025年底的4.5%降至4.1%。2026年5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17.2万人，几乎两倍于市场预期的8.5万人，前两个月数据合计上修9.3万人；失业率连续三个月维持在4.3%的低位。5月ISM制造业PMI升至54.0，较4月上升1.3个百分点，创下2022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新订单指数上升2.7点至56.8，显示美国实体经济正在加速扩张。消费端同样保持韧性，5月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环比增长0.9%，远超市场预期的0.5%，同比增速达6.9%，创近三年半新高。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市场对美元微笑曲线右端的驱动因素存在认知偏差。美元走强的核心逻辑不仅在于美国自身做对了什么，更在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做错了更多。与美国的温和加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正深陷增长疲弱、通胀高企与财政空间受限的多重困境。欧洲央行2026年6月最新预测将欧元区2026年GDP增长率从0.9%下调至0.8%，2027年和2028年分别为1.2%和1.5%；与此同时，通胀预期大幅上调，2026年欧元区整体通胀率从2.6%上调至3.0%。增长下修与通胀上修同时出现，意味着欧洲正面临滞胀格局的持续深化。部分机构预测未来数月欧元区通胀率或进一步升至4%左右。能源依赖与内部政治风险持续强化其结构性弱势，欧盟从霍尔木兹相关渠道进口约5%的原油、10%的液化天然气以及45%的航空燃料，能源脆弱性远高于美国。欧洲央行甚至已设定极端情景进行压力测试，假设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时间更长，2026年第二季度油价升至每桶近150美元，欧元区总体通胀率在2026年可能攀升至3.1%。这一情景虽然极端，却真实反映了欧洲决策层对能源冲击的深度焦虑。
美元的避险支撑逻辑正在从单纯的油价恐慌演变为更广泛的风险溢价定价。中东冲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中断，不仅直接推高油价，还冲击了全球约两成的液化天然气和三成的化肥贸易，最终通过食品与工业成本的传导链条，演变为全球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此外，2027年法国大选中以勒庞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有可能上台，其反欧盟、反欧元的政策主张或将动摇欧元根基，加之其高支出预算措施将进一步加剧法国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10%的债务负担，迫使市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甚至可能引发债务危机与资本外逃。这一政治风险虽然尚未完全爆发，但已构成欧元中期前景的深层隐忧。
从欧洲整体能源格局来看，欧盟能源进口依赖度高达56.9%。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明确警告，若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出现长期中断，通胀仍可能高于基线预测，经济增长则可能持续低于预期。欧洲央行最新经济预测已将欧元区2026年总体通胀率从1.9%大幅上调至2.6%，全年实际GDP增速从1.2%下调至0.9%。欧盟委员会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进一步确认，欧盟GDP增长将从2025年的1.5%放缓至2026年的1.1%，较去年秋季预测下调0.3pct，通胀率预计上升至3.1%，较秋季预测高1pct。增长下修与通胀上修同时出现，意味着欧洲正面临滞胀格局的持续深化。
横向对比来看，美国固然面临财政赤字压力，但其增长优势更为突出。市场当前更为忧虑的是欧洲的增长韧性与能源安全。OECD预计欧元区2026年实际GDP增速仅为0.8%，而欧盟从霍尔木兹相关渠道进口约5%的原油、10%的液化天然气以及45%的航空燃料，能源脆弱性远高于美国。与此同时，欧洲缺乏一个等同于美债的统一财政安全资产，制度上的碎片化进一步削弱了欧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中的竞争力。日本同样令市场担忧，低增长叠加超高债务负担与日本央行政策正常化的不确定性，构成了日元的持续压制。韩国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半导体周期与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的进口，韩元汇率弹性较大，同样面临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4.不降息且在加息之前预期摇摆阶段复盘：黄金偏弱而高景气资产是权益市场最佳选择4.1.1.加息预期摇摆阶段大类资产：黄金偏弱，美元偏强，铜有较高配置价值
从历轮加息周期前后的大类资产表现来看，加息落地前，美元多数走强，黄金偏弱，10年期美债收益率倾向上行，股市表现分化，标普500在加息前多数上涨但落地后1至3个月普遍下跌。加息后铜价多上涨，反映经济韧性；油价在加息前常大涨，之后方向由地缘与供需主导，无固定规律。黄金走势无稳定规律，取决于实际利率与避险情绪的博弈。当前环境与此前周期的核心差异在于沃什框架主动推升期限溢价，使得长端利率在高油价与财政信用风险的双重驱动下上行空间进一步打开。对资产配置而言，政策观望期的核心启示在于聚焦高景气科技龙头，而非在利率方向不确定时过度承担久期风险。
加息开始前，最值得配置的是铜和美元类资产，回避债券。铜在加息前半年胜率极高，2004年涨14.38%、1999年涨9.89%、2022年涨4.13%，仅2015年因全球需求疲软暴跌19%，胜率高达80%。加息前全球经济通常处于复苏或过热阶段，铜作为工业金属直接受益。美元指数在加息前半年同样表现出色，除1988年外其余五轮全部走强，平均涨幅约5%，加息预期提前定价是核心驱动力。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加息前多数上行，当前应回避长久期债券。美股和黄金在加息前方向高度分化，无一致规律，不宜作为确定性配置方向。
加息开始后，最值得配置的是铜，美股需大幅减仓，黄金视实际利率方向灵活决策。铜在加息后三个月表现依然稳定，五轮中有四轮上涨，2004年涨12.11%、1999年涨10.46%、2015年涨7.35%，仅2022年因全球需求收缩下跌3.47%，胜率80%。美股在加息后三个月多数承压，除1988年外其余五轮标普500均下跌，平均跌幅约2.8%，加息对高估值股票的冲击最为直接，应大幅降低仓位。10年期美债在加息后方向依然不明，2004年因预期落地收益率下行60bp，2022年因通胀失控收益率继续上行101bp，当前不宜作为核心配置。
在降息周期结束、加息预期逐步形成的阶段，美债市场往往呈现出期限溢价触顶回落，而经济先行指标PMI和美债名义收益率却同步走高的规律。回顾2003年至2004年、2014年至2016年以及2020年至2021年三段历史区间，这一规律清晰可见。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市场叙事的根本性切换。降息周期的尾声，市场通常仍被衰退担忧笼罩，对未来政策路径和经济增长充满不确定性的预期，使得投资者要求极高的风险补偿，从而将期限溢价推至周期顶部，例如2003年初ACM期限溢价曾高达约2.0%。然而随着ISM制造业PMI作为经济先行指标持续回升并站稳扩张区间，经济内生动能正在修复的信号逐步得到确认。美联储转向加息的意图在数据改善的过程中逐渐明朗化，反而消除了市场最担心的不可预测性，期限溢价因此从高位趋势性回落，2003年至2004年期间从约2.0%降至0.5%左右。与此同时PMI走高直接推升了实际利率预期，经济向好意味着资本回报率提高，叠加需求回暖带动的通胀预期升温，以及市场开始为更高更长的利率中枢定价，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美债名义收益率中枢整体上移，2003年至2004年间10年期收益率从4.01%升至4.22%。这一阶段的本质在于期限溢价的回落反映的是尾部风险的解除，而收益率的走高反映的是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二者并存并非矛盾，是周期切换期特有的市场状态，也预示着货币政策即将从宽松转向紧缩。
（1）2004年6月经济火热背景下的预防式加息
2004年美国经济在长期低利率刺激下复苏势头强劲，全年经济增速预计超过4%，3月至5月各月就业人数增长均超过20万，个人消费支出升温，核心消费价格上涨2.9%，通胀压力明显抬头。美联储于2004年6月时隔四年再次开启加息，时任主席格林斯潘重申将有条不紊地逐步提高利率，本轮属于典型的经济复苏与通胀抬头背景下的预防式加息。
加息前半年市场已提前进入观望状态，美股涨幅温和，纳斯达克仅上涨2.05%，标普500上涨2.92%，石油与铜则因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需求拉动分别大涨17.67%和14.38%，黄金受美元走强和实际利率上行预期压制下跌4.68%。加息落地后三个月，美股出现明显回调，纳斯达克下跌8.69%，标普500下跌2.70%，加息对高估值长久期资产的冲击更为直接，科技股跌幅远大于传统板块。石油和铜却延续甚至加剧涨势，分别暴涨34.64%和上涨12.11%，大宗商品走势与美股显著分化。黄金在加息后三个月逆势上涨4.02%，核心驱动是伊拉克局势急剧恶化催生的地缘避险需求。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加息后三个月下降60bp，走出了加息落地后长端利率反而下行的经典预期落地行情，市场迅速转向定价加息将抑制经济增长。美元指数在加息后三个月微跌0.78%，加息并未带来美元持续走强。加息发生在经济复苏早期且企业盈利仍在扩张时，股市调整是阶段性的，美股在短暂回调后便在盈利改善推动下恢复上涨，大宗商品则在加息周期中持续走强。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长端利率的下行，市场在加息落地后迅速转向定价紧缩将抑制增长，这一信号对判断资产拐点至关重要。
（2）2022年3月通胀失控下的追赶式加息
2022年美国的宏观环境与2004年有本质差异。受疫情后供需失衡导致供应链持续紧张、能源价格因俄乌冲突大幅飙升以及此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累了过量流动性的三重影响，2月CPI同比增速高达7.9%，续创40年新高。美联储于3月16日宣布加息25bp，市场一度预期加息50bp，但受俄乌冲突影响最终仅温和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承认俄乌冲突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高度不确定，短期内将对通胀形成额外上行压力并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
加息前半年美股已深陷熊市，纳斯达克暴跌17.02%，标普500下跌6.86%，恒生指数暴跌21.98%，与2004年加息前美股温和上涨的格局截然不同，市场早在加息落地前就已开始定价紧缩和衰退风险。大宗商品则因俄乌冲突引发的供给冲击而暴涨，石油前半年暴涨53.08%，黄金上涨8.74%，铜上涨4.13%，美元指数在全球资本动荡中回流美元资产避险的加持下前半年升值7.15%。加息落地后三个月，纳斯达克继续下跌9.87%，美股创2008年以来年度最差表现。石油后三个月继续上涨9.23%，全年维持强势。黄金在后三个月下跌6.35%，加息落地后美元持续走强和实际利率上行成为压制金价的主导力量。美元指数后三个月继续升值5.12%。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后三个月继续上行101bp，长端利率并未像2004年那样因增长担忧而下行，市场定价的是通胀将长期居高不下而非紧缩将抑制增长。当加息发生在通胀失控、经济下行风险加剧的滞胀背景下，资产定价逻辑与预防式加息完全不同。美股在加息前已大幅下跌，加息落地后的反弹是短期的，随后在持续紧缩和盈利下行中继续探底。大宗商品受供给冲击主导，与货币政策的相关性弱化。黄金在加息周期中先涨后跌，美元持续走强成为压制金价的主导力量。
4.1.2.加息预期摇摆阶段权益市场：高景气品种的超额是明确且持续的
当前宏观环境可与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形成高度类比。两段时期均处于输入型通胀驱动下的政策观望期，美联储既不降息也难加息，市场陷入要加不加的定价僵局。2003年至2004年间，伊拉克战争引发油价大幅上行，总体通胀从2%攀升至3%以上，但核心通胀温和，维持在1%至2%区间。美联储在将利率降至1%后按兵不动长达一年，选择看穿油价冲击。当前同样面临中东地缘冲突驱动的能源价格上涨，总体通胀受能源推升而核心通胀尚未跟进，央行同样处于政策观望期。两段时期的核心差异在于当前利率起点远高于2003年，但央行的政策行为模式高度一致。
基于银行信贷紧缩指数的长期数据，两段时期均处于信贷周期从极端收紧回归中性的关键阶段，指数均由历史高位持续回落至零轴附近。具体来看，2001年衰退期间信贷紧缩指数一度攀升至约36，随后逐步回落，至2003年6月降至约5.2，2003年10月进一步降至0.6，2004年更是一路下行至-12.7，银行从大幅收紧信贷转为净放松。当前阶段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2023年硅谷银行事件冲击下指数一度飙升至45.0的峰值，随后逐季回落，2025年10月降至4.6，2026年一季度进一步降至2.8，二季度小幅回升至4.5，整体围绕零轴附近波动。两段时期的核心相似性在于，指数均从危机模式下的极端收紧水平经过约两至四个季度的持续下行后回归至零轴附近的中性区间，且均呈现围绕零轴双向波动的特征，反映银行信贷行为从全面收缩转向正常化。这种指数走势的同构性说明两个时期均处于信贷紧缩周期的尾声，信用环境已完成从危机状态向正常状态的修复，银行不再对经济施加额外的收缩性压力，从而为实体经济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条件基础。
2003年至2004年政策观望期内，失业率呈现典型的"滞后改善"特征，从2003年6月6.3%的周期高点缓慢下行，至2004年12月降至5.4%，累计下降0.9个百分点但耗时长达18个月；非农就业恢复同样波折，2003年11月仅增5.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当前阶段失业率稳定在4.3%附近，虽绝对水平显著低于当年，但同样呈现"经济数据好转在先、就业确认在后"的滞后特征，2025年就业增长一度放缓。两段时期的共性是就业改善均滞后于经济复苏且节奏缓慢，这一滞后性恰恰是美联储在"要加未加"僵局中选择保持观望的关键依据。差异在于当前失业率绝对水平更低，劳动力市场更为紧俏，或意味着本轮政策观望窗口可能短于2003年至2004年。
在不降息又处于要加不加的定价环境中，市场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2003年底至2004年初与2026年4月至今，美股与美元走势高度趋同，其核心逻辑同源。油价上行推升总体通胀，但核心通胀尚未跟进，市场对加息的预期支撑美元偏强震荡；同时，战争风险溢价消退后，经济软着陆预期与企业盈利韧性共同驱动股市反弹。两段时期均呈现油价冲击、政策迟疑、美元震荡偏强、风险资产回升的资产定价链条。2004年标普500全年盈利增速达21.5%，连续第二年实现双位数高增长，支撑指数全年震荡上行，涨幅8.6%；纳斯达克指数全年盈利增速23%，涨幅8.9%。
事实上，在利率方向模糊的政策等待期里，高景气品种是跑赢市场的核心抓手。2000年以来，美联储不加不降的政策观望阶段（2003/6-2004/6、2020/3-2021/3、2023/6-2024/9），纳斯达克100多次跑赢标普500，超额收益持续走阔。具体复盘如下：
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美联储紧急降息至零后进入政策等待期。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美联储两次紧急降息至0-0.25%，并启动无限量QE。随后经济逐步复苏，但美联储承诺维持零利率直至充分就业和通胀目标达成，政策进入观望状态。至2021年3月，纳斯达克100滚动一年收益率一度高达86.3%，同期标普500约76.1%，超额收益约10.2pct。从盈利端来看，疫情期间纳斯达克100的盈利韧性明显强于标普500。2020年一季度标普500的TTM EPS从疫情前的约16美元骤降至不足2美元，跌幅接近90%，而纳斯达克100从约25美元降至约5美元，跌幅约78%。标普500的盈利基数几乎被打至地板，因此2021年经济复苏后其同比增速在数值上远超纳斯达克100。但这本质上是基数效应造成的统计幻觉。从绝对盈利水平看，纳斯达克100始终高于标普500，这才是其获得持续超额收益的基本面根基。
2023年6月至2024年9月，美联储在激进加息后进入政策观望期。此前美联储为应对通胀从2022年3月至2023年5月连续加息10次，累计加息500bp。2023年6月首次暂停加息，此后维持利率不变长达15个月。观望期起点，纳斯达克100滚动一年收益率约25.6%，标普500约14.0%，超额收益约11.6pct。若以累计涨幅计算，期间纳斯达克100上涨约52%，标普500仅约26%，超额收益近26pct。从盈利端来看，2023年三季度之前标普500的盈利增速一度优于纳斯达克100。但2023Q4成为明确的分水岭，纳斯达克100的TTM EPS同比增速首次反超标普500。此后盈利差距持续扩大，反映出AI相关企业的盈利正以远超传统经济部门的速度兑现。超额收益在观望期前半段与盈利优势同步扩张，但进入2024年后，随着降息预期不断前移，市场提前对AI盈利高增进行了充分定价，超额收益的扩张斜率明显放缓。在宏观利率约束下，估值端的压制力量开始抵消盈利端的相对优势。
以罗素1000成长与价值指数比值衡量，2020年3月至2021年4月期间，成长风格持续跑赢价值风格，比值从疫情冲击后的低点约1.40趋势性上行至约1.66，区间涨幅约18.6%。这一走势的宏观背景是：美联储将利率降至零后进入“要加不加”的政策观望期，利率失去方向性指引，资金无法通过判断利率走势获利，只能涌向盈利确定性最强的资产。科技板块成长股凭借高景气、高盈利增长的特征跑赢，而价值股因低增长属性难以吸引资金。该阶段纳斯达克100同样显著跑赢标普500，从指数和风格两个层面交叉验证了同一结论，在“降息结束、加息未启”的政策模糊期，高景气资产占优是历史规律。当前市场同样处于降息结束后的政策观望期，这一规律具有直接参照意义。
5.AI、美元与黄金：美元正在形成围绕AI新的资本循环回顾观察，过去几年黄金和AI科技比翼齐飞，本质上代表世人的两种判断和选择，一种认为世界秩序正在步入持续混乱而选择黄金，而另外一种则始终相信科技让世界更加美好而选择AI科技。2023年以来，黄金和纳斯达克走出了历史上罕见的同步大涨行情。本轮同涨期间黄金也历史性罕见地背离了实际利率负相关的历史规律，从黄金根本的货币属性出发，本轮黄金与纳斯达克同步上行的核心驱动是流动性宽松，而非低利率。2023年以来美联储处于加息缩表阶段，联邦基金利率被推升至5%以上，2024H2才开始降息周期，流动性能保持宽松的机制有二：（1）非美央行先于美联储降息。2023-2024年，欧洲、英国等央行率先进入降息周期，全球流动性外溢效应推升了包括美股和黄金在内的各类资产。全球资本在非美经济体降息的推动下寻找高收益资产，美股和黄金同时受益。（2）美国财政扩张对冲了美联储缩表。2023-2024年，尽管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继续收缩，但流动性收紧主要被逆回购（ON RRP）使用量的下降所吸收，金融机构首先减少了在逆回购工具中的闲置资金，使得储备金缩减规模维持相对稳定。美联储在收水，ON RRP作为缓冲，财政部持续放水，两者对冲后净效应依然是流动性宽松。
尽管共享流动性宽松的宏观背景，但从叙事角度看，黄金与纳斯达克各自上涨的相互独立。纳斯达克的上涨由AI产业革命驱动。2022年底ChatGPT引爆AI叙事，2023-2024年七大科技巨头凭借AI带来的强劲营收和基本面吸引全球资金，2023年和2024年，标普500指数分别录得24%和23%的涨幅，与生成式AI概念相关的基础设施层和应用层股票上涨。而黄金的上涨则由三个独立叙事交织推动：（1）美元信用风险。特朗普2.0时期的逆全球化主线动摇了美国的国家信用和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2）央行购金的结构性需求。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之后，全球央行净购金连续三年超1000吨，“去美元化”背景下央行购金的规模得到延续。美国债务和赤字规模取代传统的实际利率，成为黄金的定价锚，其货币属性被再次激活。（3）系统性金融风险。2023年以来硅谷银行等倒闭事件引发避险情绪升温，此外美国失业率一度触发萨姆法则，衰退担忧甚嚣尘上，助推了黄金价格上涨。整体来说，黄金靠的是“去美元化+央行购金+避险”，其背后锚定的是美国政府的信用，纳斯达克靠的是“AI产业革命”，其背后锚定的是美国系列AI企业的创新与领先能力，两者基本面的核心驱动力正交独立，共同在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下走出了历史性的行情。
2026Q2，隔夜逆回购已降至2.51亿美元，流动性缓冲垫归零，量化紧缩的压力将直接传导至银行准备金,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全年利息支出占财政总收入近20%，财政扩张的空间与能力均已逼近极限。同时，2026年6月沃什首秀美联储点阵图显示加息预期重燃，PCE通胀预测大幅上调至3.6%，GDP增速预测下调至2.2%。在这一新背景下，金股同涨的流动性宽松背景受到挑战，纳斯达克面临高利率对估值的持续压制，唯有盈利兑现的龙头能获得溢价。黄金受益于央行购金与去美元化的结构性需求构成底部支撑，但当前美国经济数据良好，显著优于欧洲地区，美国优先的资本风格正在回归，去美元化叙事正在松动，相对应的美元指数重返101。
往后看，黄金与科技股更可能从比翼齐飞转向各自锚定独立定价，纳斯达克看AI资本开支与盈利兑现的节奏，黄金看美元信用的博弈。而真正可能导致两者关系发生范式切换的变量，是AI应用端能否在未来两年内大规模落地、推动生产率显性化，若该情景兑现，黄金与纳斯达克的关系可能复制互联网时期1995-2000年的路径，从弱正相关转向弱负相关，即资金从避险资产系统性流向高增长科技资产。
现在看，黄金在过去的高潮定价过度放大央行购金与美元信用体系垮塌这两个在中短期“看得见”且比较突出的核心矛盾，而忽略了AI生产力这一隐藏许久的长期命题。历史告诉我们新技术和生产力之间永远有一段“黑暗隧道”，而1987年的索洛悖论最终证明宏观数据对于新技术衡量是一把伟大却又失效的尺子。步入2026年，投资者正在迎来黄金与AI科技的终极决胜，在AI全面提速及不断渗透的当下，从微观证据到宏观效率的转化，显然我们的观点站在了AI科技这一侧，也显然天平正在向AI科技逐渐倾斜。
5.1.美元与AI：当前美国正在形成围绕AI新的资本循环
进一步，理解人工智能对美元的支撑，除了“AI直接推动美国经济走强进而支撑美元”的叙事，还需要关注一个资本闭环：美国超大规模科技公司投入巨额资本支出，在亚洲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购买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设备，亚洲算力产业链赚取巨额出口盈余后，部分回流购买美元资产，进而为美国科技巨头下一轮人工智能资本支出间接提供融资。
资本循环的第一层逻辑在于美国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规模。2025年，五大科技公司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和甲骨文的资本支出合计约4490亿美元，增速高达72%。进入2026年，摩根士丹利预计五大巨头的资本支出将进一步攀升至约8050亿美元，几乎是2025年的两倍，大致相当于标普500中所有非科技公司在2025年的资本支出总和。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超大规模企业的资本支出已占美国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约20%，AI投资在2026年第一季度已占美国GDP增长的75%。
AI驱动的出口繁荣正在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创造史无前例的经常账户盈余。韩国AI相关出口占GDP的比重有望从过去十年的不足10%提升至2026年的近30%，中国台湾则可能从2025年的高位基础上进一步攀升至GDP的30%以上。相比之下，非科技类出口因区域供应过剩和能源冲击而持续低迷。这一分化清晰地表明，AI是此轮盈余扩张的核心驱动力，其规模远超2017至2018年的半导体上行周期。韩国本轮AI相关出口占GDP的增量约为上一轮周期的9倍，中国台湾约为3倍。台积电2025年全年营收达1224.2亿美元，同比增长35.9%，毛利率接近60%。面对持续旺盛的AI芯片需求，台积电将2026年资本支出大幅提升至520亿至56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韩国方面，在半导体超级周期的驱动下，2025年全年经常账户顺差达到1230.5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中国台湾地区2025年全年经常账户顺差达到1811.4亿美元，第三季度单季经常账户顺差即达458.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商品贸易顺差498.3亿美元亦创单季新高。芯片出口的扩张规模已足以完全覆盖能源进口成本，即便在中东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严重不利情景下，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芯片-能源贸易净额仍将保持庞大的正盈余,韩国2026年芯片-能源净余额预计占GDP的25%，中国台湾约为28%。
巨额盈余并未如传统模式那样转化为本币升值或国内货币供应的扩张。尽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常账户盈余大幅飙升，但两地的M2增速仅维持在5%左右，远低于次贷危机后那一轮周期中盈余通过银行体系结汇、推动货币供应量同步扩张的模式。出口商并未将美元收入大量结汇，而是将资金留存海外。这意味着AI出口带来的美元收入并未大规模回流至韩国和中国台湾本土经济，而是以美元资产的形式停留在离岸市场。
在韩国，盈余主要通过家庭和养老基金流向海外股票市场，表现为持续且大规模的证券投资流出，同时外资因韩国股票持仓估值上升而增加对冲需求，进一步放大了外汇失衡。在中国台湾，盈余则更多地体现为出口商将美元收入留存海外，表现为国际收支中海外存款的急剧积累，仅2025年一年，中国台湾海外存款的增加额就接近GDP的8%。历史上中国台湾的盈余更多通过寿险公司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回流，而本轮周期中出口商直接将美元滞留海外，形成了更为直接的美元资产需求。
总体而言，只要美国AI资本支出不出现系统性崩盘，亚洲供应链的盈余滞留海外就能为美元提供比传统周期更强的下行缓冲。但这一机制提供的更多是韧性而非趋势主导，美元真正的方向性变量，依旧取决于美联储利率路径与美国财政赤字的演化。
5.2.AI与黄金：2026年可能是AI对长期生产力积极作用的元年
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为何在能源通胀压力边际减弱的情况下，美债利率仍然居高不下？或许实际利率的抬升预示市场正在开始定价人工智能生产率提升和美国潜在增速上修。
五月WTI油价下跌8%，10年期通胀预期下行9bp，但10年期美债名义利率反而上行7bp。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其根源在于10年期TIPS实际利率继续走升至2.07%，上行了16bp。实际利率的上行意味着市场的定价逻辑正在发生转换：市场不再仅仅交易能源通胀，而是开始重新定价美国的真实融资成本、潜在增速和长期资本回报率。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和生产率预期可能是实际利率抬升的积极解释。如果市场相信人工智能能够提高美国的潜在增长和资本回报率，那么中性利率和实际利率就可能被系统性上修。当然，这一解释并不能完全排除财政赤字、美债供给和期限溢价的共同影响。因此，当前美债的定价逻辑更准确地应被理解为通胀韧性、人工智能增长预期与财政期限溢价的混合定价，三重力量共同塑造了长端利率的当前位置与未来走向。
通用技术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是自微观向宏观、自企业向社会扩散的过程，在探讨20世纪90年代IT信息化对企业发展的过程时，“诺兰模型”是绕不开的框架。这一模型由美国著名管理信息系统专家理查德·L·诺兰提出，在其《创造性地破坏：改造组织的六阶段进程》一书中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诺兰认为，要在信息经济中竞争，企业必须对旧有的、层级分明的职能型组织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创造性破坏”。他基于对200多家机构的实践观察，描绘了一个六阶段蓝图来指导组织完成这场蜕变。
IT对企业影响六阶段过程如下：
（1）启动阶段:企业安装第一台计算机，用于数据处理。此时计算机只是高级计算器，替代部分重复性手工劳动，但尚未改变任何业务流程。
（2）扩散阶段:随着PC价格下降和软件丰富，企业各部门争相购买计算机。计算机系统数量快速增加，但各系统之间互不联通。
（3）控制阶段:计算机数量暴增导致IT成本失控。企业发现各部门买了大量电脑却缺乏统一规划，软件重复采购、数据标准不一、维护成本高企。管理层开始试图遏制快速上升的计算机服务成本，将IT发展置于受控状态。
（4）集成阶段:重点是实现企业各种信息技术平台和数据处理系统的整合，将各种各样的系统和技术集成为内在统一系统，使数据处理系统的发展进入再生和受控发展时期。
（5）数据管理阶段:将企业内分散的、互不联通的信息技术平台和数据处理系统整合为内在统一的系统，围绕计算机重新设计工作流程、调整组织结构。
（6）成熟阶段：集成完成后，企业将精力从系统建设转向系统应用，开始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企业已经离不开IT系统，IT从成本中心变成了竞争力来源。
1995年诺兰进一步提出信息技术发展的三个时代模型。(1)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的数据处理时代，信息技术主要在企业的操作和管理层面起作用，其主要功能是专门工作的自动化，如开展库存管理、财务管理、生产计划制定、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等，这个阶段主要应用的是信息技术的本原功能。(2)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的信息技术时代，信息技术在整个企业的业务管理和决策层面发挥作用，强调基于信息技术开展企业业务运作和决策，如建立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产品数据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等，这个阶段主要应用的是信息技术的扩展功能。（3）网络时代，信息技术不仅仅用于提高企业的业务效能，而是强调信息技术的战略作用和社会资源的整合，通过信息技术将组织、人员及其工作整合为一种网络化的组织形式以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并与其他企业实现协同，促进整个价值链的增值，如建立电子商务系统、供应链与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协同产品商务系统、异地网络化协同设计制造系统等，这个阶段主要应用的是信息技术的战略功能。
基于诺兰模型六阶段框架，从量价的视角将美国计算机投资占比与出口价格指数的阶段性演变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更具体的一条历史路径。（1）1975至1983年，大型机价格刚性上涨，计算机仅限少数企业试点，渗透率极低，属于启动阶段，计算机投资占信息处理设备投资额占比从11%跃升至1983年的27%。（2）1983至1989年，PC标准化引发单位成本雪崩，企业部门采购降速，开始向学校与家庭扩散，价格增长进入负区间，抵消了投资总额的上升，对应诺兰扩散阶段。（3）1989至1992年，受经济衰退与前期低利用率影响，管理层主动遏制硬件支出，渗透率短暂停滞，投资占比断崖下降，对应控制阶段的财务收缩。（4）1992至1993年，价格战触底，计算机出口价格增速暴跌至1992年的-7%，企业将重心从硬件采购转向网络集成与流程重构，渗透率低位企稳并小幅抬升，对应集成与数据管理阶段。（5）1994至1995年，奔腾处理器与Windows 95引爆需求，计算机价格跌幅急剧收窄，领先者借IT构建起护城河，倒逼同业紧急跟进，渗透率出现跳跃式提升，是量价提升的关键时刻。（6）1995年后，计算机彻底大宗商品化，渗透率饱和并向全社会无差别覆盖，投资向软件与服务倾斜，进入成熟与网络时代。
当前AI大模型产业的发展脉络与计算机史上1994年前后状态极为类似。2024年，头部厂商掀起算力价格战，部分模型调用成本降幅超过80%，以极致性价比快速铺开Token使用量培养用户习惯，抢占生态入口，类似PC标准化后通过价格雪崩实现企业部门的广泛渗透。至2025年底，随着Token调用量从千亿级跃升至万亿级，算力成本压力叠加模型能力的实质性跃升，市场需求量暴增催化大模型价格抬升，这正如1994-1995期间计算机量价齐升的背景。在节奏上与1994年奔腾处理器与Windows 95引爆企业IT军备竞赛的历史节点高度趋同，目前AI已从“锦上添花的试验工具”转变为“不可或缺的生产力要素”，领先者凭借模型可以构建起优势，倒逼同业不得不跟进部署。这一从价格战到需求爆发的特征体现出AI产业的2026恰如计算机产业的1994，是生产率提升起点。
将2026年定义为开端之年，恰恰因为人工智能对生产率的改造尚不成熟。当前生产率红利高度集中在客服、营销、编程等可结构化任务上，而人工智能智能体的大规模部署仍处于早期阶段。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了另一面风险,重度人工智能依赖可能带来长期学习损失，减缓技能发展；同时有33%的组织预计来年将因人工智能而缩减人力，特定岗位如年轻程序员的就业已下降近20%。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替代效应正在真实发生，且可能先于生产率红利的全面释放。
人工智能长期有望提升生产率，但短期首先体现为电力、铜、设备和数据中心等成本端的集中上行。国际能源署预计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到2030年将增长至超过2倍；美国能源部援引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表明，美国数据中心用电占比可能由2023年的约4.4%升至2028年的6.7%至12%。成本端的压力在短期内构成了通胀的向上推力，这与1990年代初期信息技术投资阶段的特征高度相似。2026年不是人工智能生产率红利全面兑现的一年，而是从工具试用走向流程重构的开端。若这一趋势持续，市场定价重心将逐步从通胀、政策路径和地缘冲击，转向单位成本、利润率和盈利修正。
从宏观投资规模来看，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2025年美国私人人工智能投资达到2859亿美元，是中国的23倍以上；美国拥有5427个数据中心，是其他任何国家的10倍以上。AI数据中心的电力容量已升至29.6吉瓦，大约相当于纽约州在用电高峰时的全部用电量。这一量级已经不是单一行业投资所能概括，而是在系统性改变美国的资本形成结构。
在基础设施投入层面，报告指出，主要云服务提供商的资本支出已大幅加速。仅谷歌一家公司2025年的年资本支出就超过1500亿美元；亚马逊、谷歌、微软、Meta、甲骨文等主要超大规模企业自ChatGPT发布以来，基础设施支出已翻倍。这一规模已相当于美国经济总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只是科技行业内部的资本开支周期，而是足以影响美国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增速的宏观变量。与1990年代计算机投资周期类似，人工智能对生产率的直接拉动可能仍处早期，但资本形成端的宏观痕迹已经率先出现。
从最新数据来看，人工智能在美国企业中的扩散已经跨越了早期试验阶段，开始进入规模化应用。截至2026年5月，约18%的美国企业已在至少一个业务功能中部署了人工智能，若按就业加权计算，这一比例上升至32%，意味着大型企业对AI的采用明显领先于中小企业。其中，25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AI使用率已达到37%，而28%的员工报告高频使用AI，即每周多次或每日使用，表明AI已开始嵌入日常工作流。更重要的是，在已部署AI的组织中，65%的员工认为生产率和效率获得了实际改善，这一反馈表明AI的有效性已从宏观叙事下沉为微观共识。
微观效率红利已经在多个可结构化任务中被严谨验证。在客服支持场景中，AI辅助使每小时解决的问题数量提升了14%，其中新手员工的改善幅度更大，达到34%，说明AI具有明显的技能平权效应。在专业写作任务中，AI使完成时间缩短了40%，同时输出质量提升了18%。在知识密集型的咨询任务中，AI辅助使得任务完成速度提升超过25%，质量提升超过40%。值得注意的是，AI并非均匀提升所有任务，可结构化、可验证、知识密集的任务最先受益，而深度推理和复杂判断仍需要人工复核。这意味着微观效率改善已经可观测，但从任务红利扩散为企业利润率的提升，仍需要流程重构和组织能力的配套。
高盛研究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有望给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变革。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步，相关工具逐步进入企业和社会各个领域，有望推动全球GDP增长7%，即接近7万亿美元，并在十年内将生产率年增长率提升1.5pct。
麦肯锡的测算更为具体，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每年可为全球贡献2.6万亿至4.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在生产率方面，仅生成式人工智能一项，就能在2023年至2040年间为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贡献0.1至0.6个百分点；若结合其他自动化技术，整体年增幅可达0.5至3.4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将工作自动化程度达到50%的时间中点从2053年提前至2045年，劳动力转型的节奏正在显著加快。
BEA最新官方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密集型行业已开始显现生产率改善的早期信号。2021年至今，因2026年数据尚未更新，人工智能高使用强度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01%，而同期非人工智能密集型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则下降了0.41%。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密集行业的产出价格年均增速仅为2.28%，远低于非人工智能密集行业的5.58%，且劳动力和材料成本的贡献度显著下降。这一组数据并非因果关系的最终证明，而是寻找传导机制的起点。
2026年最有意义的变化，并非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全面跃升，而是任务效率、流程渗透、投入节约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开始同时出现方向一致的证据。这是通用技术扩散早期阶段的典型特征，宏观总量层面尚不明显，但微观结构层面的变化已在累积，只待时间发酵为更广泛的效率释放。
6.当前黄金更趋于M顶：类比2021年“茅指数”一顶已经明确当前黄金面临的宏观环境，与历史上两轮货币属性驱动的M顶相似。政策顶已经出现，数据顶正在验证。
政策顶已经出现：2026年1月，沃什爆冷成为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引爆了美联储独立性溢价的重估，6月FOMC会议释放了超预期鹰派信号，点阵图显示18名票委中有9人预计年内至少加息一次，2026年底政策利率中值从3月的3.4%大幅推高至3.8%；政策声明从341词压缩至130词，取消了前瞻性指引。这与2011年QE3落空、扭转操作出台的政策信号首次转向在性质上高度一致，市场第一次意识到去美元化的共识松动，此前由特朗普施压鲍威尔促发的买盘崩塌，形成政策顶。此后中东冲突进一步加强美国作为能源净出口国的相对优势，通过“油价上涨→通胀预期升温→加息预期强化→美元走强”的逻辑链条推动金价持续下行，在中东冲突缓和后仍未有反弹趋势。
数据顶何时出现？
第一类数据顶：联储加息预期被经济数据持续证实。这是最经典的黄金牛市终结路径，本质是通胀和就业数据持续超预期，迫使市场相信紧缩政策将持续，从而从根本上瓦解黄金的上涨逻辑。当前5月美国CPI同比上涨4.2%，创2023年4月以来最高，5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达17.2万人，几乎两倍于市场预期的8.8万人，失业率连续维持在4.3%的低位，劳动力参与率稳定在61.8%。如果后续数据持续指向通胀粘性，数据顶将以1982-1983年的方式快速形成，加息预期接连强化，金价接连跌破关键支撑位，市场来不及形成有效二次反弹便被数据压制。
第二类数据顶：AI科技革命对资金的虹吸。这是本轮黄金牛市特有的终结路径。与1996-1999年互联网科技崛起类似，AI革命正在从结构上改变资金的配置方向。当前资金面已经出现了清晰的切换信号，自4月以来，美国黄金ETF和比特币ETF累计净流出120亿美元，同期美国半导体ETF累计吸引200亿美元净流入。
本轮黄金牛市的货币属性根基在于“去美元化”叙事，市场相信全球央行将持续减持美债、增持黄金，黄金作为替代性储备资产的价值将被持续重估。但如果AI驱动的生产率提升能够大规模实现，可支撑美国更高的趋势增长率，并在中期内改变利率、财政政策和企业盈利的走势。当这一趋势被经济数据持续验证时，去美元化的底层逻辑将被动摇。贝莱德数据显示，过去三年AI相关活动贡献了美国实际GDP增长的近30%。美国重塑美元流动性的循环可以理解为“AI的技术进步→产业投资带来经济复苏→货币政策纪律性获得更多支撑→资金回流美元资产”。当AI数据持续证明“美国经济正在被技术重塑、美元信用正在被强化”时，90年代的剧本将再次上演，黄金的货币属性再次被系统性封印。
本文来源：国投策略林荣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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